在酒楼上
孙 思
《在酒楼上》这个题目我是借用鲁迅先生的，借用自有借用的道理。第一，先生一贯关心支持文学后人，肯定乐于借给我们。第二，我们在酒楼上进行的是文学活动，可谓借之有道。只是先生的酒楼只说在S城，具体情况语焉不详，而我们的酒楼是实实在在的，是在上海重庆南路建国中路上的一家小酒店。说是小酒店，真个是十分的袖珍，楼上楼下厨房洗手间全部算在内也不过六七十平方米的样子，而所谓的楼上也不是正宗的，充其量只是一个小阁楼，约十几平方米左右。还没有门，一半敞着，时有油煎味、烟熏味飘上楼来。来这里用餐的大多是附近的农民工。那些农民工是不大上“小阁楼”的，就在下面大堂内。大堂内不点菜，供应生煎、面、馄饨等食品。“小阁楼”可以点菜，所以勉强可称为酒楼。我们每两个月来一次，是要上这个楼的，却非为喝酒。因为我们每两个月要聚在一起校对《上海诗人》，校对结束后在这里小酌一下，作为犒劳。点菜是我的专利。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的经费极其有限，只有一点“小米”，“炊”起来确实是颇费心思。一是要调好众口，如季振邦老师喜欢吃鱼，好鱼点不起，小鲫鱼、小黄鱼或是红烧划水总可以点的。李天靖爱吃花生米，路鸿不吃沙律小牛排，钱涛喜欢清淡等。同时还要考虑颜色的搭配，红、绿、青、黄，再加上白是白，黑是黑，使大家在视觉上产生美感，从而促进食欲。酒是黄酒，红标黑标是不上的，一般吃低档的和酒。但即便如此，比起鲁迅先生《在酒楼上》只点四个菜：茴香豆、冻肉、油豆腐、青鱼干以及也很没档次的绍酒要奢侈了。小酒楼是简陋的，所谓的犒劳也很菲薄，但我们编辑校对的《上海诗人》却不一般。作为几代人的期望，她的诞生影响不小，四年办下来，也赢得了不少的好评。去年，台湾诗人余光中在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有言：“《上海诗人》诗刊、《扬子江》诗刊办得出乎意外的好！” 2007年，我在锦江饭店采访新加坡作协副主席许福吉，他说：“《上海诗人》具备了包容性、海纳性、兼容性，它不仅精选了本土诗人的诗，还有全国各个省市诗人、名家及打工者的诗，体现了海派文化的大气。”还有许多评价就不说了，免得有王婆卖瓜之嫌。编这样一本《上海诗人》，做实际工作的人不多，除了季老师外，我们几个都是兼职，而且无偿。李天靖在华师大《中文自修》杂志社干活，钱涛在作家协会发挥余热，我在一所高校不但要授课，还做辅导员，路鸿则在家里有一份重要“工作”：带外孙。无偿不是问题，大家奔的是诗而不是钱。也许，对有些人而言，这么做是荒谬的，对我们来说，不这么做更荒谬。而兼职做发稿编辑问题也不大，现在是电脑时代，组稿发稿只要忙里偷闲点点鼠标就可以了。但校对不行，大家必须集中到编辑部来。这样，问题就产生了：天靖家在浦东新区，路鸿、钱涛分别在杨浦区和徐汇区，而我更远，在老闵行区的虹梅南路底，东西南北，南帝北丐，聚到一起就很不容易。但不管怎样，只要集中时间一到，我们立马安排好手里的一切事务，赶往编辑部。我们的校对时间一般定在下午，整整一个下午的校对，目光灼灼，神态肃然，是十分紧张认真的。往往直到暮云四合，方才结束工作，然后一身轻松地来到那家酒楼上。鲁迅先生在酒楼上，谈的是旧同事、旧同学的故事，气氛如夜色，磐石般沉重。我们与先生有所不同。也许是一身轻松，我们总是谈笑风生。中东战争、东洋地震、文坛八卦、艺苑秘辛、人间无厘头……都是佐酒的谈资。当然，我们在酒楼上的主要话题还是诗，真诗或伪诗，口语或口水，先锋或传统……为此，大家常有分歧争论。但生活说到底不是为了争论的，于是一瓶酒就这么渐渐低了下去，而情绪则慢慢高涨起来。酒酣是要吐真情的，吐对诗的真情，其中包括对《上海诗人》的偏爱之情。李天靖在一家杂志社做编辑，主编诸多栏目，但他在两者之间，优选的是《上海诗人》。他讲到这一点时，特地叮嘱我们，“此事不能让《中文自修》杂志社的主编知道，因为是他们出钱雇我的”。这有点像搞不能让“老婆”知道的第三者的味道了。路鸿没有“第三者”，只有一个小外孙，自从这个宝贝出生以后，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全扑上去了。平时只要一讲起小外孙，他的脸立刻生动起来，连银针一般的眉毛也会飞动。但即便如此，只要一声“集结号”，他立马丢下小外孙往编辑部跑。路鸿下有小，钱涛则上有老。为了大多数人的方便，我们校对集中都安排在周六，而周六他必须去看老父。他的父亲已经95岁了，住在一个康复院内，路上来回要四个小时。为了赶上下午的工作，他早上6点左右就出门了。整整一天，出门鸡叫，回时往往月亮已经西移。因为爱，连枯燥的校对在李天靖嘴里也变得很有诗意，而且是有新锐意蕴的诗意：“记忆中，常常是阴天，我坐在落地窗前校对《上海诗人》，诗歌的文字内部会析出光来，照亮瞳孔，让你发现诗歌的奇迹。”说时，有一种动人的陶醉。路鸿的故事则让人莞尔中深为感动。一次，他把正在家里校对的稿子随手放在沙发上，不料被他的小外孙看到了，拿起红笔像他外公一样乱划起来，路鸿当即慌了，大叫：“不得了了，小祖宗，你这这不是要外公的命吗？”路鸿校对很严谨，有一次他把校对过的稿子给我，我一看，他把一位诗人作品里的几个句子改了。我说路大哥，这个句子不能改。他说这些句子说不通呀！我说诗不是说理，跟说不说得通没关系，他是先锋诗人，先锋的诗就是这样写的，你这样一改，不伦不类了。这时天靖过来了，拿起稿子一看，对路大哥道：“你不懂，人家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你过时了。”路大哥立即蹦起来：“谁过时了，你们先锋根本就是扯淡。”而教师出身的钱涛有意思的是他的职业神态：有时发现作者“的、地、 得”和标点符号不分时，他会一边改一边感叹这些人的功底较差。感叹时摇头晃脑一幅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记得有一次，他读到一个句子，读了几遍后，觉得读不通，就问我：“孙思，你看看这句子，上一句和下一句不连贯怎么办，不改掉吗？”我说:“不能随便动作者的稿子，把前半句逗号改句号。”他一看，说这样好，不连贯也互不影响。一边说还一边对我竖大拇指。而我由于整整一个下午坐在电脑前，颈椎本来就不好，这时已疼得无法去顾及他的大拇指了。在酒楼上，酒的最接力处，往往会催生灵感。我这不是说写诗，而是指办刊。对于诗歌如何提高质量，栏目怎样推陈出新等，常有真知灼见。今年准备新开两个栏目：“诗邂逅”“原生态”，就是在去年年底大家一边喝着小酒，一边拍着脑袋想出来的。这些“接地气”的专栏推出来后肯定会受读者欢迎的。这样，晚餐就不仅是晚餐而更是办刊工作的一部分了。说到办刊，我又忽然想起，早在二三十年代，鲁迅和他的同仁们也曾隔三差五的聚在小酒楼上，商谈办刊事宜。这才有了《莽原》《萌芽》《前哨》《十字街头》等刊物的诞生和发展。如此，今天我们不但借用了先生文章的题目，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秉承了先生办刊的遗风。后记：这篇文章是2012年年初写的，现在距那时已经过去了八年，编辑部早已从重庆南路搬到巨鹿路的上海作协大院内。自从搬进巨鹿路，我们再校对就在作协食堂吃午饭，饭事先由杨绣丽为我们在作协食堂订好。下午校对，绣丽因为作协忙，把她校对完的那份稿子有问题的地方告诉我后就走了。到黄昏，大家校对好稿子后便各自回去，不再一起吃饭喝点小酒了。但大家的情意在，每次校对完，都要在编辑部谈谈诗，谈谈诗坛一些趣闻。每次李天靖和路鸿都会为一些诗歌观点，争论不息，互不退让。钱涛在一边只是“嘿嘿”地笑，两边不插言，季振邦老师因为要最后审核我们校对过的稿子，没时间管他们两人的是非。他们就把我拉出来做评判，我只好分别说出他们各自观点的优势和逆势，好在我比较客观，他们还是信服我的。这之后，他们两人便一起兴高采烈去南京中路逛书店去了。多年来，他们反而越争论感情越深，像亲兄弟一样。以上便是编辑部的一些小故事，这些小故事不仅记载了《上海诗人》成长的历程，也记载了编辑们对诗歌对《上海诗人》这本杂志的热爱和满腔热忱。
突闻同仁李天靖病逝，谨以此文予以悼念！！
源自《上海诗人》（2012年第二期）
修补于2020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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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爱，连枯燥的校对在李天靖嘴里也变得很有诗意
诗意SHIYI
作者简介：孙思，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协理事，《上海诗人》杂志副主编。著有诗集五部，曾获刘章诗歌奖、第二届海燕诗歌奖、上海作协会员年度作品奖，诗收进百种诗歌选本。思想理论研究专著《走进大学生心里》获上海市高校理论研究优秀著作奖，专家声称此书填补了国内同行业空白，被全国各大高校图书馆珍藏。2017《现代青年》年度人物?最佳诗人，有诗评分别获《诗潮》年度诗歌评论奖，上海作协会员年度评论奖，散文评论获第七届冰心散文理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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