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森峰┃怀念我的父亲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一生农民，勤勤恳恳。1931年9月5日出生，共产党员，1950年到1991年任生产队长，一心为公，任劳任怨，教子有方，扶危济困，乐于助人，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六七十年代大集体生活那阵，他是队长，特公明，心里总有集体，没有个人。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早早走到村口或者对面山上大喊：“快起来了，上山做活了。今天去阳山锄地……”接着社员们都陆陆续续起来。那时候的人确实实诚，好使唤，村里人经他这么一喊，在很短的时间就起来，衣服一穿，工具一拿，不洗脸，不刷牙，一会儿就到地。有时候遇到礼拜天或假期我们小孩子就也起来跟上大人在后面挖猪草或者拾麦穗。干活闲隙间，大人小孩都坐在地堎地畔，左躺顺仰。女人们话少，要不睡一会儿，要不纳鞋底；男人们可是话多，议论今年的年头好坏、雨水多少，秃嘴梁的那几墒糜子苗子长势好……
这都是记忆中较模糊的大集体、人民公社年代的事。星转斗移，1978年改革开放，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生产队分成了几个生产互助组，社员除了给集体干活，还要照顾自己，允许有自留地，可以偷偷地开一些荒地，也可以做一点小买卖。1982年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我们家一直很穷，那穷日子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父母共生育了我们弟兄姊妹六个。1979年7月，也就是我10岁时母亲去世,小妹只有2岁。提起母亲，那是一件多么令人伤心的事。当时因为没有吃的，夏天从山上摘回来许多杏子，母亲为了填饱肚子就多吃了些，然后就开始拉肚子。又加之缺医少药，父亲忙于集体的事，都没在意，心想就是痢疾，过几天就好了。没想到后来越严重了，父亲用驴拉车把母亲带上去薛岔公社卫生院去看，回来的路上遇见一个游医，说他能治好我母亲的病呢。于是就让这个所谓的江湖医生在家里给母亲看病。那个游医把白蒜碾烂，加上红糖在锅里熬成糊状让我母亲喝。我们几个当时都小，记忆模糊，后来据大哥说，母亲当时喝下去肚子就剧痛，尖叫着说痛死她了。从此母亲一病未起，越来越严重，连坐起来都困难。去县医院看了一段时间，人就不行了。母亲的去世让我对那个江湖医生特别地愤恨，是他耽误了我母亲的病。告诫所有人们，要相信科学，有病及时到正规医院去医治。现在想起母亲的病，只不过是普通的痢疾，只要及时去正规医院细细疗养就不是问题。哎，说啥呢母亲过早的离去成为了我们永远的痛。
母亲的去世对我们家来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今后的日子咋过？庄上很多人都说：“王文祥这家人是烂干了，以后的日子没法过……”这时间，父亲和大哥是最有恒心的人。他们俩成了我们家的顶梁柱。他俩号召我们一定要坚强，咬紧牙关顶过困难，千万不能倒下。在他俩的努力下我们共同支撑起了这个家。
我们首先是掏圪崂地。（就是偷偷地开垦荒地，大多是在沟渠、坡洼地方）大哥是民办教师，我和二哥、三哥上学，每天下午一放学，拿上点干粮就上山，一掏就是半夜，有时掏到半夜就不回家了，用镢头随便挖个小洞住下来，睡一觉，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赶忙起来继续掏，7点多回家吃饭后我们上学，大哥教书。
其次是搂绵蓬（这是一种长在黄芥、麦子地里的柳生草本植物）。亮红晌午在黄芥地里搂绵蓬那可不是一件好事——害怕，暴晒，刺扎，收回来以后晒在场上，等干燥了就取籽，用麻袋装上放在水里反复揉，搓洗，再放进大锅里炒熟碾成炒面。用绵蓬籽做炒面，难吃极了。水和多了就是糊糊，和少了就是拨拉拉，吃的时候实在难以下咽，但没办法，为了生存还得吃啊。我们几个上学时没有拿过一样像样的干粮。人家拿的是白面馍馍，我们拿的是酸窝窝。那酸窝窝的味道简直和有脚气的人把鞋脱了的味道一样。1986年，二哥在部队上提了干，我正上初中。有一次，二哥回来给了我五块钱，我高兴得忘乎所以，好像我就是天底下最有钱的人了。（那时候的五块钱相当于现在的1000元）就这五块钱我花了整整一个学期，这是真话。
再就是烧砖。父亲和大哥为了给我们家创收，先后在庄前庄后的五口砖窑烧了十几窑砖。提起烧砖，现在的年轻人没见过，也就不知道这活有多苦、多累。这活先得从山上把土挖到下面的场地，为了省事，场地多建在山跟底，土堆好了开始阴泥。把土围成四面高、中间低的形状，倒满水，再往水里铲土，土够了就让在水里阴上一夜。第二天清早开始翻泥，用铁锨一铲一铲往旁边堆砌。堆得时候也很讲究，一层层得使劲往上拍，劲越大泥就越坚韧，倒出来的土坯子才好。反复几遍，大概就到了中午。这活什让人汗流浃背不说，还腰酸腿痛，胳膊抽筋，体质不好的人根本立不定。然后备下做好的木坯模，由一个人双手捧泥，使劲抛在木模里，面上用木刮子一刮，端起来跑步，由远而近倒在地上……这是一样技术活，技术好的，倒出来的砖坯方正、能用，否则就得重倒，那就整人了。一堆泥大概能做2000多块泥坯，一木模有三个方格，端起来大约30斤左右。场地倒满了砖坯，就让红红的太阳曝晒，晒上3—4天，斤秤可能减到每块6—7斤，如遇到天阴怕下雨，就得像墙一样垒起来，第二天再放下来晒，反复几天晒好了才可以装窑，一砖窑大概能装20000块左右。
我们除了给自己背砖装窑外，有时还给别人装砖。人工背砖的活那才苦焦，根据距离远近，背一块砖挣1—2厘钱，就这个价格我们的心劲也特别大。装完一窑，脊背要脱几层皮。窑装满后，将窑顶用柴草笘住，用焦土垫实底部，四面围成小塄，中间倒上水，下面的二道门用烂砖垒住再用泥糊住，最底下一道门为正门，四周阻严实，中间留一小口，就放火开始烧。这火得烧个7—8天，烧的过程中要注意火侯的控制，注意火苗大小的把握，注意顶部是否渗水，注意砖的颜色变化等等。反正是个既麻烦又讲究的活，通常要请师傅，否则一旦烧坏就前功尽弃了。砖烧好了要将顶部、下面的两道门打开凉上5—6天才可以出砖。钻进砖窑，温度还很高，又闷热，实在难熬。记得一次砖坯刚装进窑，就遇上了一场暴雨，砖窑顶部刚好靠一条路，汹涌的山水立马冲泄下来，眼看就要冲毁砖窑。急忙中我们弟兄几人齐齐往下一躺，手拉手用身体挡住了倾泻而下的山水，避免了一场灾难的发生。现在每每看到我国南方发生水灾人民子弟兵抗洪救灾的场面时，我常想，那个时候我们几个的所作所为也同样感人可泣。
就这样摸爬滚打、辛苦劳作、没明没夜地过了几年，我家的光景有了好转，修起了石窑，经济也有了节余，生活还能过得去，父亲的愁容也渐渐舒展开了。1986年，好事来我家，双喜临门，首先是二哥在部队提了干，其次是我考上了延安师范。在现在，一个中专生不算啥，就是大学本科毕业了有时都找不到工作。可是在1986年那阵，考上了中专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上学期间也不要交学费，国家还给每位学生每月补助20多块元钱、一袋米、一袋面，好幸福的事啊。况且我还是沙集庄上第一个考出去的学生，大家更是羡慕的不得了。
之后，我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正当全家都在努力向前冲刺，继续向着好光景奋斗时，2007年10月4日，我们真心所爱、崇敬有加的父亲突然就离我们而去了，这又是一个晴天霹雳，让我们无法接受。
父亲这一辈子，他的许多方面令我们肃然起敬。
一是他的大公无私，心里总有集体，没有他自己。当生产队长时几乎天天跑在队里的事情上，凡事他都是带头的，宁愿自己吃亏，也把生产队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二是他的为人处事，心好乐善，扶危济困，善于帮助别人。三是教育子女很上心。在沙集庄上提起供学生上学，谁也比不上我父亲。在那个饥寒交迫的年代，好多家里都因为没钱供学生，把学生抽回去干农活。唯有我父亲把我大哥、二哥、三哥都供的高中毕业。我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延安师范，现在吴起县第一中学任教，2018年晋升为吴起县教育系统的首位正高级教师；我大哥当了18年民办教师；我二哥部队提干，后转业到吴忠市统计局；三哥就职于县电力局。四是他的远见卓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家都有了自留地，我家的自留地多在大河台。这块地总共有10多亩，我家有5亩左右，其余5亩多是其他5家人的。这地靠公路边，树多，不太长庄稼，庄上人都不想要。父亲就用其他处好的山地、台地想了好多办法都兑换来。现在这10多亩台地都是我家的，等上国家的好政策，2007年新农村建设时，我们弟兄四人在这里修了宽敞明亮的房子，而且剩余的土地再利用后还能有经济收入。现在，庄上人每逢拉起话，都说我父亲有眼光。
想起父亲，就想起他的谆谆教诲。他告诉我们要好好努力，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今天不好好受苦，将来也没好日子过；他告诉我们做事不要窝囊，要敢想敢做，做任何事都要有坚持性，有恒心，有毅力，不可半途而废；他告诉我们干事不要木囔，克清马擦的，要雷厉风行；他告诉我们做人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他还告诉我们遇事要冷冷静静，沉着应对。父亲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大，他务实的品格是我们一生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他公而忘私的作风影响着我们，还影响着其他人。有时回老家和村里的人拉话，说起父亲他们都很怀念，竖起大拇指说父亲是好人，有眼光，有魄力，可惜走的太早了。好在我们做儿女的于2013年古历7月29日为二老整修了宽敞大气的墓园，立了排场壮观的墓碑，这也算是对九泉之下的父亲、母亲的安慰吧。
王森峰，70后，陕西省吴起县人，吴起县第一中学正高级教师。中国乡土诗人协会延安分会会员，延安硬笔书法协会会员。自幼爱好写作，书法，多篇论文，文艺作品，书法作品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