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人们的记忆，治愈人们心头的伤痛，然而，傅雷之死―一位坚守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文化人的傲然弃世，岂是时间这抔流沙所能轻易掩盖得了的？”谢天振1966年，著名翻译家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弃世而去。自那时至今已过去五十余年，这半个世纪里，傅雷的翻译作品伴随着无数中国读者成长。今日推送，为纪念著名翻译家傅雷“弃世五十周年”所著。受微信篇幅限制，本文只节选部分篇章。完整篇章须在书中寻找。
本文作者谢天振，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创始人，翻译研究与翻译学科建设的重要奠基者。新民说新书《海上杂谈》，为谢教授随笔选辑，作者说文论学，似乎笔法轻松，实则力透纸背。本书不乏私人感性的一面。作者细叙求学生平、藏书经历，至于漫步学林间的杂闻轶事，兼记已随历史远去的贤师益友。点滴往事，倾注于毫端，犹有余温，恍惚亲承謦欬。
本文饱含真意，一如作者言，“本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人们的记忆，治愈人们心头的伤痛，然而，傅雷之死―一位坚守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文化人的傲然弃世，岂是时间这抔流沙所能轻易掩盖得了的？”

魂兮归来—纪念著名翻译家傅雷弃世五十周年

时至今日，确切地说，早在20世纪40年代，傅雷作为一代翻译大家的地位就已经确立。然而，在对傅雷的生平事迹做了一番梳理之后，我们似乎发现，傅雷走上文学翻译的道路，乃至后来终生以文学翻译为业，恐怕并非出自他的初心。
以傅雷的才情、学养和学术造诣，再加上合适的机会，他也许更倾向于选择走美术史家的道路，做一名艺术哲学家。那样的话，中国就很可能会失去一位翻译192大家，多一位杰出的艺术哲学家。这一特殊的背景对我们认识翻译家傅雷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使得傅雷区别于许多其他翻译家的深层原因。翻译家傅雷首先是一名知识分子，而且是一名（如上所述）怀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想的知识分子。在他无缘庙堂、未能直面公众一吐心中抱负时，他选择了翻译。他把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武器和手段，抒发他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倾吐他对家国遭遇战乱的忧伤和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传递振奋民族精神的希望和能量。
因此，青年傅雷初登译坛，就把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之一的《贝多芬传》作为自己正式翻译的第一本书，也绝非偶然。正如傅雷在1934年写给罗曼·罗兰的信中所言，经历过少年时的苦闷、留法后青春期的迷惘与彷徨的自己，有一天偶然读到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自此振奋。之后他又读到了“巨人三传”中另两本《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同样“受益良多”。由此发愤翻译“巨人三传”，期望对同样处于苦恼中的青年朋友们有所裨益。
《贝多芬传》因故未能于译成后的1932年出版，而直到1946年才由上海骆驼书店正式出版。1942年，傅雷在为即将出版的《贝多芬传》撰写的译者序中进一步阐明了他当初翻译“巨人三传”的缘由以及他精神上的追求。他说，因为疗治他青年时期“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他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他心智成长中最大影响的也是贝多芬，多少次的跌倒经由贝多芬扶起，多少次的创伤是由贝多芬抚平。另外，贝多芬还把他引领进了音乐的大门，所有这一切的恩泽，他都希望转赠给更为年轻的一代。他要他们明白，“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傅雷说，贝多芬给他的启示是，“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所以在“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由此可见，傅雷翻译时并不是随意地选取某一本书翻译，而是因为感受到了原著巨大的精神魅力，想把它与自己国家的年轻人，与自己的同胞分享，才振笔而译。此后，傅雷继续秉承着这样的翻译宗旨：通过翻译为国人、为读者传递正能量。1935年他翻译出版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就是试图通过翻译这一特殊武器，弥合当时国家已经“破碎的道德图谱”。在译者序中他明确写道：“丁此风云变幻，举国惶惶之秋，若本书能使颓丧之士萌蘖若干希望，能为战斗英雄添加些少勇气，则译者所费之心力，岂止贩卖智识而已哉？”基于同样目的，他于下一年接着翻译了莫罗阿的另一部作品《伏尔泰传》。
在翻译时他故意把书名翻译成《服尔德传》，表示他对伏尔泰道德的佩服，并希冀借助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的思想来重建中国的道德理想国。傅雷的这一翻译宗旨与追求在他于1936年至1941年间翻译罗曼·罗兰的长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达到了顶峰。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出版于1937年。那年全面抗日战争已正式打响，然而战场上的形势于中国非常不利：日寇长驱直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重镇相继失守，中华大地半壁江山被敌人所占。沦陷区内更是人心惶惶，悲观失望情绪弥漫。面对如此逆境，傅雷思考的是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才能战胜自我、战胜敌人。显然，他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身上看到了所需要的力量，它“不止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傅雷希望读者能在读了这本书后燃起希望，“在绝望中再生”。《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二至第四卷出版于1941年。
其时，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相持阶段。在那风雨如晦、前途渺茫的灰暗日子里，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让读者迸发出了激情，燃起了生的希望，增添了精神力量。傅雷以翻译为武器，投入到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
当代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其《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的序言中强调说：“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重写。所有的重写，不论其动机如何，均反映出某种观念和诗学，并以此操纵文学在特定的社会里以特定的方式发挥作用。”傅雷以其出色的翻译在国家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作用。由此我们看到了，在傅雷翻译家身份背后的崇高知识分子形象―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共呼吸、同命运。可以说，1949年以前傅雷的翻译总是紧扣着时代的脉搏，为民族道德寻找楷模与寄托，为读者个人吁求奋进的力量，为国家谋求出路，为文明寻觅归属。
2008年，在南京大学举办的纪念傅雷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曾坦言，“傅雷的译作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说：“我的译介学研究，从理论层面上讲，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赋予了我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别开蹊径的学术视角，而从实践层面上讲，那就是傅雷以及其他许多像傅雷一样的优秀的翻译家以及他们的译作，使我具体、生动、形象地感受到翻译文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实体的存在，使我具体、深刻、真切地认识到译者的价值与意义。”
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后，傅雷将翻译对象几乎全部锁定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上。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一半出于他个人的兴趣，另一半则多少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和他个人背负的政治压力。说是其个人兴趣，因为傅雷翻译巴尔扎克并非1949年后才开始，之前他就已经翻译出版过《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欧也妮·葛朗台》等三本书。而且他还明确表示，对其他几个法国作家，像莫泊桑、司汤达，觉得“不对劲”，“似乎没有多大的缘分”。而巴尔扎克“气势磅礴，但又细致入微的作品”，正如有关研究者所指出的，正好适合傅雷的译笔。
说是受环境影响，是由于巴尔扎克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肯定，所以即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极左文艺路线统治下，其作品的翻译还是能顺利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而得到公开出版的。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中国翻译界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十五本傅译巴尔扎克作品。有专家指出，傅雷翻译巴尔扎克，堪称“珠联璧合”，“原作与译作相映生辉”，共同成就了“翻译史上难得一见的佳话”，也让我们无比生动具体地体验到了崇高精湛的文学翻译技艺。
这十五本傅译巴尔扎克连同傅雷翻译的其他作品一起，让我们直接感受到了一位职业翻译家高度负责的职业精神。以傅雷翻译《幻灭》为例，光准备工作他就“足足花了一年半”。而这部总共五十万字的作品，前前后后共花去了他整整三年半的时间。傅雷翻译态度的认真负责由此可见一斑。
我曾说傅雷打破了翻译界的三个“神话”。这三个“神话”称：一、译者永远只能是原作者的影子；二、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不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三、译作总是短命的，它的寿命一般只有二十至三十年，最多也就五十年。然而，傅雷凭借其精湛高超的译笔和独特的翻译风格，没有简单地成为原作者背后的影子，相反，倒成了广大中国读者进入罗曼·罗兰、巴尔扎克所营造的文学世界的“带路人”―不少读者是因了傅雷才爱上了罗曼·罗兰，爱上了巴尔扎克的。而当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的作品在法国本土逐渐少有读者问津时，傅译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在中国却仍然拥有着广大的读者，成为国际翻译界的一个奇迹。
我在纪念傅雷诞辰一百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还说过一句话：“周氏兄弟、钱锺书那代人读林纾，读严复；我们这代人读傅雷，读朱生豪；我们的下一代人读谁？”意在呼吁我们当前国内翻译界继承和发扬我们前辈的优良传统，“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奉献1　谢天振：《傅雷打破译界的三个神话―为纪念傅雷诞辰一百周年而作》。198出真正优秀的译品。我也是在期待，期待新一代文学翻译的领军人物的诞生，期待新一代文学翻译家偶像的出现。
魂兮归来，傅雷，你远逝的雷火灵魂！
本文摘选自《海上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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